基于食物安全视角的我国畜产食品进口依赖性风险评价
吴渊, 高颂, 高雅灵, 林慧龙*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兰州大学农业农村部草牧业创新重点实验室,兰州大学中国草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通信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inhuilong@lzu.edu.cn

作者简介:吴渊(1992-),男,苗族,湖南花垣人,在读硕士。E-mail: wuy16@lzu.edu.cn

摘要

新时期下,保障我国畜产食品供给安全是保障我国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适度进口”是保障我国畜产食品供给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何才算“适度进口”,需对畜产食品进口的相关风险进行分析方可评判。运用进口依赖性评价模型对我国猪肉、鸡肉、羊肉、牛肉、鲜牛奶的进口依赖性风险进行分析发现,上述5种畜产食品均存在进口依赖性风险。其中,猪肉的风险来自美国、德国、丹麦、西班牙和加拿大;鸡肉的风险来自美国、巴西、阿根廷和波兰;羊肉的风险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乌拉圭;牛肉的风险来自乌拉圭、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和加拿大;鲜牛奶的风险来自德国、法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为降低我国畜产食品进口依赖性风险,短期内应采取畜产食品进口市场多元化策略以及用进口饲草料替代进口畜产食品的进口方式;长期应在保障“口粮安全”的前提下,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草地农业,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

关键词: 食物安全; 畜产食品贸易; 进口依赖性风险; 草地农业
Evaluation of import dependency risk for livestock products in China based on food security
WU Yuan, GAO Song, GAO Ya-ling, LIN Hui-l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rassland Agro-ecosystems, Key Laboratory of Forage and Livestock Industry Innov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Chinese Center for Strategic Research of Grasslan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College of Pastoral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The protection of China’s livestock product supply security to protect China’s food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objective for China and ‘moderate import’ level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of protect the supply security of livestock products in China. To define ‘moderate imports’ we need to analysis the import relevant risks of livestock products. Based on the import dependency evaluation model, we studied the import dependence of pork, chicken, mutton, beef and fresh milk. We found that five kinds of livestock products have import dependency risk. Pork risk com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Denmark, Spain and Canada; risk with chicken com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razil, Argentina and Poland; lamb risk comes from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Uruguay; beef risk comes from Uruguay, Australia, New Zealand, Argentina and Canada; fresh milk risk comes from Germany, France,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 of import dependency China, in the short-term, should develop livestock products import market strategy and focus on importing forage instead of imported livestock products; longer-term China should, under the premise of guaranteeing ‘rations security’, adjust agricultural industry structures, vigorously develop grassland agriculture and reduce depend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Keyword: food security; import of livestock products; import dependency risk; grassland agriculture

在我国, 保障畜产食品供给安全就是保障食物安全。近年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990年的227.4 kg下降到2015年的134.5 kg, 而人均肉类(猪、牛、羊肉)消费量则从1990年的14.08 kg增加到2015年的26.20 kg[1, 2]。据预测, 这种谷物消费逐渐下降, 畜产食品消费大幅增长的趋势将持续到2030年[3], 我国的食物安全本质上已转变为畜产食品供给安全[4]

“ 适度进口” 是保障畜产食品供给安全的重要途径。2013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粮食发展战略同时也是我国畜产食品的发展战略。因此, 我国的畜产食品供给安全主要通过国内生产自行供给和国际市场适度进口两个途径保障。然而, 判断我国畜产食品是否“ 适度进口” , 需对畜产食品进口的相关风险进行分析。

目前, 国内关于畜产食品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逆差、国际竞争力、贸易壁垒、贸易波动等方面。马佳等[5]运用恒定市场模型(constant market share model, 即CMS模型)从进出口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畜产食品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 吕靖[6]采用贸易竞争力指数研究了我国肉类、蛋类、奶类等主要畜产食品的国际竞争力; 程彬等[7]研究了绿色壁垒对我国畜产食品贸易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王士权等[8]将中新自由贸易协定(China-New Zealand Free Trade Agreement, CNFTA)的签订看作一种政策变量, 运用倍差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我国畜产食品进口的贸易转移和创造效应; 石自忠等[9]借助马尔科夫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我国草食畜产食品贸易市场波动的状态转换特征, 并测定了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进口依赖性最初是美国学者George等[10]为研究日本进口矿物原料提出的概念及指标方法。随后, 国内学者在借鉴该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的粮食[11, 12]、战略性资源[13]、棉花(Gossypium)[14]以及油菜(Brassica napus)[15]的进口依赖性, 而畜产食品进口依赖性的研究相对缺乏。

鉴于此, 本研究基于FAOSTAT数据库[16]中畜产食品生产与贸易的相关数据, 通过进口依赖性评价模型分析我国猪肉、鸡肉、羊肉、牛肉、鲜牛奶5种主要畜产食品的进口依赖性风险, 并据此评判我国畜产食品是否“ 适度进口” , 以期为我国制定食物安全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FAOSTAT数据库[16]中2005-2013年的畜产食品生产与贸易数据。由于我国猪肉、鸡肉、羊肉、牛肉、鲜牛奶5种主要畜产食品各自的进口来源地众多, 而进口集中度又对进口依赖性风险有重要影响。因此, 对所研究的每种畜产食品只需考察其最主要的几个进口来源地即可。本研究中5种主要畜产食品的进口来源地选取方式为:以2013年为基准, 选取占我国某种畜产食品市场份额的前n个进口来源地作为考察对象, 它们的市场份额累积和至少不低于75%。具体而言, 5种主要畜产食品选取的进口来源地分别如下:猪肉为美国、德国、丹麦、西班牙以及加拿大, 前五进口来源地市场份额累积为77.06%; 鸡肉为美国、巴西、阿根廷、智利以及波兰, 前五进口来源地市场份额累积为99.51%; 羊肉为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乌拉圭, 前三进口来源地市场份额累积为100%; 牛肉为澳大利亚、乌拉圭、新西兰、加拿大以及阿根廷, 前五进口来源地市场份额累积为99.94%; 鲜牛奶为德国、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 前四进口来源地市场份额累积为85.15%。具体数据类型见研究方法中各指标计算所需的数据。

1.2 研究方法

一般来说, 在进行进口依赖性分析时, 既要分析进口国对出口国的依赖程度, 也要分析出口国对进口国的依赖程度。从我国对某产品出口国的依赖性来看, 如果我国某产品的进口比重上升, 说明我国该产品的自给率下降, 对该产品所有出口国的依赖性增大; 如果我国从某国进口某产品的比重上升, 说明我国该产品对该国的依赖性增大; 如果某国某产品出口世界份额上升, 说明我国该产品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可能性减小, 从该国进口的可能性增大。从某国某产品对我国的依赖性来看, 如果某国某产品出口比重上升, 说明该国对所有该产品进口国的依赖性增大; 如果某国某产品向我国出口的比重上升, 说明该国该产品对我国的依赖性增大; 如果我国某产品进口世界份额上升, 说明某国向其他国家出口可能性小, 向我国出口可能性大。综合来看, 如果我国对某产品出口国的依赖性大于某产品出口国对我国的依赖性, 说明该产品的贸易主动权掌握在该出口国手里, 我国该产品进口存在依赖性风险, 反之, 说明该产品的贸易主动权掌握在我国手里, 我国该产品进口不存在依赖性风险。此外, 还应考察我国某产品对整个世界出口市场的依赖性, 如果我国对某产品世界出口市场的依赖性大于某产品世界出口市场对我国的依赖性, 说明某产品的贸易主动权掌握在外部世界手里, 我国该产品进口存在依赖性风险, 反之, 说明该产品的贸易主动权掌握在我国手里, 我国该产品进口不存在依赖性风险。基于以上逻辑, 刘林奇[12]在粮食进口依赖性风险研究中构建了进口依赖性风险评价模型对我国畜产食品的进口依赖性风险进行评价, 因畜产食品也是食物中重要的一类, 故该模型也适用于本研究。具体而言, 该模型由以下4个指标构成。

1.2.1 某年我国对某畜产食品出口国市场的依赖性指标Mi Mi1Mi2Mi3 3个子指标的乘积构成我国某年对某畜产食品出口国市场的依赖性指标Mi(i=2005, 2006, …2013, 下同), 其计算方法如下:

Mi1=我国某年的畜产食品进口总量/我国某年的畜产食品出口总量

Mi2=我国某年从某国的畜产食品进口量/我国某年的畜产食品进口总量

Mi3=某国某年的畜产食品出口量/世界某年的畜产食品出口总量

Mi= Mi1× Mi2× Mi3

式中:Mi1表示我国畜产食品进口比重; Mi2表示我国从某国畜产食品进口比重; Mi3表示某国畜产食品出口占世界份额。

1.2.2 某年某畜产食品出口国对我国市场的依赖性指标Xi Xi1Xi2Xi3 3 个子指标的乘积构成某年某畜产食品出口国对我国市场的依赖性指标Xi, 其计算方法如下:

Xi1=某国某年的畜产食品出口总量/某国某年的畜产食品产量

Xi2=某国某年向我国的畜产食品出口量/某国某年的畜产食品出口总量

Xi3=我国某年的畜产食品进口量/世界某年的畜产食品进口总量

Xi= Xi1× Xi2× Xi3

式中:Xi1代表某国畜产食品出口比重; Xi2表示某国向我国畜产食品出口比重; Xi3表示我国畜产食品进口占世界份额。

1.2.3 某年我国对某畜产食品出口国的进口依赖性指标Pi

Pi= Mi/Xi

Pi> 1, 则说明我国对某畜产食品出口国市场的依赖性大于某畜产食品出口国对我国市场的依赖性, 畜产食品进口存在依赖性风险; 若Pi< 1, 则说明我国对某畜产食品出口国市场的依赖性小于某畜产食品出口国对我国市场的依赖性, 不存在畜产食品进口依赖性风险。

1.2.4 某年我国对世界的畜产食品进口加权综合依赖性指标Si

Si=j=1nPijIMijIMi

式中:IMij表示我国从某个国家的畜产食品进口量(j=1, 2, 3……, 为所考察国家序号); IMi表示我国从所有考察对象国畜产食品进口量之和; Pij表示我国对某畜产食品出口国市场的依赖性(与Pi相同, 在计算Si时, 为区分不同出口国, 故加下标j)。若Si> 1, 则说明我国对世界畜产食品出口市场的依赖性大于世界畜产食品出口市场对我国市场的依赖性, 畜产食品进口存在依赖性风险; 若Si< 1, 则说明我国对世界畜产食品出口市场的依赖性小于世界畜产食品出口对我国市场的依赖性, 不存在畜产食品进口依赖性风险。

2 结果与分析
2.1 猪肉进口分析

2.1.1 猪肉进口市场来源 由图1可知, 我国猪肉进口集中度非常高, 主要集中于加拿大、美国和丹麦。近年来我国从加拿大进口猪肉的份额明显下降, 而从美国和丹麦进口猪肉的份额则先升后降, 到2013年又回到2005年的水平; 2007年, 美国开始取代加拿大成为我国进口猪肉第一来源国。值得注意的是, 德国和丹麦逐渐成为我国进口猪肉的重要来源国。

图1 2005-2013年我国猪肉进口市场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China’ s pork import market during 2005-2013

2.1.2 猪肉净进口规模 由图2可知, 我国猪肉从2005年净出口20.13万t短期内突然变为2008年净进口29.91万t, 随后净进口量波动增加到2013年的37.54万t, 增速明显。导致猪肉净进口量急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相应的食物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即对粮食等碳水化合物的消费不断下降, 对畜产品等蛋白质食物的需求急剧增加。

图2 2005-2013年我国猪肉净进口情况Fig.2 Net imports of pork in China during 2005-2013

2.1.3 猪肉进口依赖性风险评价 首先, 比较我国猪肉进口的Mi指标发现, 我国对美国的依赖性最强, Mi平均值为0.27, 第二是德国, 第三是加拿大, 第四是丹麦, 第五是西班牙。其次, 比较我国猪肉进口的Xi指标发现, 我国对上述5国的依赖性基本一致, 平均值几乎都为0。再次, 比较我国猪肉进口的Pi指标发现, 我国对美国、德国、西班牙、加拿大及丹麦的猪肉进口均存在极高的依赖性。其中, 美国最高, 平均值为1133.28; 丹麦最低, 平均值为102.81。最后, 计算猪肉进口加权综合指标Si的平均值为580.35, 每年的数值均远大于1(表1)。表明我国猪肉进口的依赖性极高, 风险主要来自美国、德国、丹麦、西班牙和加拿大。

表 1 我国猪肉进口依赖指数 Table 1 China’ s pork import dependence index
2.2 鸡肉进口分析

2.2.1 鸡肉进口市场来源 由图3可知, 我国鸡肉进口市场集中度较猪肉更高, 主要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美国一直以来是我国最大鸡肉进口来源国, 2005-2009年期间占我国进口鸡肉的50%以上, 在2010年严重下滑后又快速回升到2013年的56.77%水平; 巴西是仅次于美国的我国第二大鸡肉进口来源国, 并在2010-2012年超过美国成为我国最大鸡肉进口来源国, 随后又很快被美国超过; 阿根廷占我国进口鸡肉市场份额较为稳定, 基本保持在13%左右。近年来, 我国从智利和波兰也有少量的鸡肉进口。

图3 2005-2013年我国鸡肉进口市场分布Fig.3 Distribution of China’ s chicken import market during 2005-2013

2.2.2 鸡肉净进口规模 由图4可知, 我国一直以来是鸡肉贸易逆差大国。我国鸡肉2005年净进口从24.28万t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66.10万t后开始回落, 2011年达到最低水平21.80万t , 之后开始不断增加。故而, 我国鸡肉净进口量总体较高, 但处于不稳定的波动状态。

图4 2005-2013年我国鸡肉净进口情况Fig.4 Net imports of chicken in China during 2005-2013

2.2.3 鸡肉进口依赖性风险评价 首先, 比较我国鸡肉进口的Mi指标发现, 我国对美国的依赖性最强, Mi平均值为0.81, 其次是巴西, 第三是阿根廷, 而对智利和波兰依赖性最弱, 平均值几乎为0。其次, 比较我国鸡肉进口的Xi指标发现, 上述5国无论是年度值还是平均值都几乎为0。再次, 比较我国鸡肉进口的Pi指标发现, 我国对美国、巴西、波兰及阿根廷的鸡肉进口均存在依赖性, 对智利不存在依赖性, 对不同国家的依赖程度差距明显。其中, 美国最高, 平均值为669.94; 智利最低, 平均值仅为0.47。最后, 计算鸡肉进口加权综合指标Si的平均值为488.40, 每年的数值均远大于1(表2)。表明我国鸡肉进口的依赖性极高, 风险主要来自美国、巴西、阿根廷和波兰。

表2 我国鸡肉进口依赖指数 Table 2 China’ s chicken import dependence index
2.3 羊肉进口分析

2.3.1 羊肉进口市场来源 由图5可知, 我国羊肉进口市场集中度非常高, 基本只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口。新西兰占我国进口羊肉的市场份额虽逐渐下降, 但依然高达50%以上, 澳大利亚则在40%附近波动, 从乌拉圭进口羊肉量呈小量波动上升。

图5 2005-2013年我国羊肉进口市场分布Fig.5 Distribution of China’ s lamb import market during 2005-2013

2.3.2 羊肉净进口规模 由图6可知, 我国羊肉净进口呈快速增长趋势, 从2005年的1.13万t增加到2013年的25.55万t, 年均增长率达47.64%。特别是在2011年, 中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大羊肉进口国, 极大地拉动了世界羊肉的进口总量[17]。受2015年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签订的影响, 预计我国羊肉净进口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图6 2005-2013年我国羊肉净进口情况Fig.6 Net imports of lamb in China during 2005-2013

2.3.3 羊肉进口依赖性风险评价 首先, 比较我国羊肉进口的Mi指标发现, 我国对新西兰依赖性最高, 平均值为2.72; 其次是澳大利亚, 平均值为2.24; 乌拉圭最低, 平均值仅为0.01。其次, 比较我国羊肉进口的Xi指标发现, 上述3国无论是年度值还是平均值几乎均为0。再次, 比较我国羊肉进口的Pi指标发现, 我国对澳大利亚、新西兰、乌拉圭均存在进口依赖性, 但对不同国家的依赖性差距较大。其中, 澳大利亚最高, 平均值为1225.78; 乌拉圭最低, 平均值为2.86。最后, 计算羊肉进口加权综合指标Si的平均值为1119.74, 每年的值均远大于1(表3)。表明我国羊肉进口的依赖性极高, 风险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乌拉圭。

表3 我国羊肉进口依赖指数 Table 3 China’ s lamb import dependence index
2.4 牛肉进口分析

2.4.1 牛肉进口市场来源 由图7可知, 我国牛肉进口市场集中度比较高, 2005和2006年基本只从澳大利亚进口, 进口份额分别高达96.99%和88.91%; 2007-2010年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份额明显下降, 从乌拉圭进口的份额波动增加; 2012和2013年开始从加拿大和阿根廷少量进口。

图7 2005-2013年我国牛肉进口市场分布Fig.7 Distribution of China’ s beef import market during 2005-2013

2.4.2 牛肉净进口规模 由图8可知, 2005-2011年, 我国牛肉处于贸易顺差状态, 但净出口量一直非常小。2012年开始由贸易顺差变为净进口3.89万t的小额逆差, 随后急剧增加到2013年的22.72万t。同样受2015年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签订的影响, 预计我国牛肉净进口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图8 2005-2013年我国牛肉净进口情况Fig.8 Net imports of beef in China during 2005-2013

2.4.3 牛肉进口依赖性风险评价 首先, 比较我国牛肉进口的Mi指标发现, 除了澳大利亚的平均值为0.53外, 乌拉圭、新西兰、加拿大、阿根廷4国无论是年度值还是平均值几乎均为0。其次, 比较我国牛肉进口的Xi指标发现, 上述5国的年度值以及平均值几乎均为0。再次, 比较我国牛肉进口的Pi指标发现, 我国对乌拉圭的进口依赖性最强, 平均值高达8236.87; 其次是澳大利亚, 平均值为5195.54; 第三是新西兰, 平均值为577.18; 第四是阿根廷, 平均值为98.04; 最后是加拿大, 平均值为50.33。最后, 计算牛肉进口加权综合指标Si的平均值为5422.60, 每年的值均远大于1(表4)。表明我国牛肉进口的依赖性极高, 风险主要来自乌拉圭、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和加拿大。

表 4 我国牛肉进口依赖指数 Table 4 China’ s beef import dependence index
2.5 鲜牛奶进口分析

2.5.1 鲜牛奶进口市场来源 由图9可知, 我国鲜牛奶进口市场集中度非常高, 主要从德国、新西兰、法国以及澳大利亚进口。我国从德国进口鲜牛奶的份额持续快速增长, 从2005年的0.08%增加到2012年的最高点45.99%; 从新西兰和法国进口的份额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 澳大利亚则快速下降, 从2005年的73.59%跌至2013年的10.14%。

图9 2005-2013年我国鲜牛奶进口市场分布Fig.9 Distribution of China’ s milk import market during 2005-2013

2.5.2 鲜牛奶净进口规模 由图10可知, 2011年以前, 我国是鲜牛奶净出口国, 净出口量逐渐下降。在2011年我国转变为鲜牛奶净进口国, 净进口量突然增加到14.12万t, 2013年鲜牛奶进口量较2005年相比更是增长了49倍。其最主要原因可能为2008年发生举国震惊的三聚氰胺事件使得国民对国产牛奶产生信任危机, 从而刺激国外鲜牛奶进口量的急剧增加。

图10 2005-2013年我国鲜牛奶净进口情况Fig.10 Net imports of milk in China during 2005-2013

2.5.3 鲜牛奶进口依赖性风险评价 首先, 比较我国鲜牛奶进口的Mi指标发现, 德国、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4国无论是年度值还是平均值几乎均为0。其次, 比较我国鲜牛奶进口的Xi指标发现, 上述4国的年度值以及平均值几乎均为0。再次, 比较我国鲜牛奶进口的Pi指标发现, 我国对德国的进口依赖性最强, 平均值高达408807.54; 其次是法国, 平均值为132319.96; 第三是新西兰, 平均值为7522.83; 最后是澳大利亚, 平均值为3994.15。最后, 计算鲜牛奶进口加权综合指标Si的平均值为53893.73, 每年的值均远大于1(表5)。表明我国鲜牛奶进口的依赖性极高, 风险主要来自德国、法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表 5 我国鲜牛奶进口依赖指数 Table 5 China’ s milk import dependence index
3 讨论
3.1 短期内我国畜产食品的供给无法满足居民高速增长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畜产食品生产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成绩显著。1980-2016年, 我国猪肉产量由1134.10万t增加到5412.98万t; 鸡肉产量由94.00万t增加到1272.14万t; 羊肉产量由45.00万t增加到461.49万t; 牛肉产量由23.50万t增加到699.73万t; 鲜牛奶产量由114.10万t增加到3677.50万t[16]。与此同时, 我国居民对畜产食品的消费需求却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980-2016年, 我国居民的人均猪肉消费量由11.16 kg上升到19.60 kg, 增长了1.76倍; 人均羊肉消费量由0.52 kg上升到1.50 kg, 增长了2.88倍; 人均牛肉消费量由0.31 kg上升到1.80 kg, 增长了5.81倍; 鲜牛奶由1.20 kg上升到12.00 kg, 增长了10倍[18, 19]。这种对畜产食品高速增长的需求在农村的表现比在城镇更为突出。据预测, 到2030年畜产食品需求还将保持高速增长[3], 人均原粮消费量不断下降, 人均畜产食品消费量持续上升的食物结构已基本形成[20]。显然, 国内畜产食品的供给能力无法满足居民对畜产食品高速增长的需求。因此, 正如本研究对畜产食品净进口规模分析结果所显示, 短期内我国畜产食品净进口显著增加, 并且趋势不可逆转, 这与旭日干等[21]的研究结果一致。

3.2 “ 适度进口” 既要考虑进口多元化, 也要考虑进口方式

目前, 我国畜产食品进口市场来源中, 猪肉主要来自加拿大、美国和丹麦; 鸡肉主要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 羊肉主要来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牛肉主要来自澳大利亚、乌拉圭和新西兰; 鲜牛奶主要来自德国、新西兰、法国以及澳大利亚, 畜产食品进口依赖性风险过高。在地缘政治极不稳定的今天, 我国一旦与这些国家交恶, 在贸易上的博弈将丧失主动权。因此, 拓宽进口渠道, 增加进口来源国的多元化就显得十分重要[22]。另一方面, 我国畜产品供给安全的关键在于饲草料的严重不足, 用进口饲草料替代进口畜产食品已成为更现实的选择。首先, 进口饲草料相当于隐性的进口土地、水、化石等资源, 这将为我国节省大量的耕地和水资源, 极大地缓解我国的环境压力。其次, 进口饲草料在国内生产畜产食品可将具有较高价值的养殖环节保留在国内, 对国内就业以及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最后, 直接进口畜产食品还存在国际市场风险较大和国际贸易潜力有限的问题, 我国不应过分依赖国际市场。

3.3 长期我国畜产食品供给安全的保证在于发展草地农业

我国必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但现有农业结构增长潜力有限。从上述各类畜产食品的产量可知, 猪肉产量占比最大, 我国的农业结构为典型的“ 粮-猪农业” 模式[23]。然而, 继续以“ 粮-猪农业” 模式进行生产, 满足我国2020年的家畜饲料需求将至少需要耕地12250万~12880万hm2、播种面积9870万~10370万hm2、有效灌溉面积3690万~3880万hm2、机械动力57550万~60470万kW、固定资产投资1170亿~1230亿元、化肥1910万~2010万t、种子800万~840万t, 现有的资源与环境显然是无法承载的[24]。我国草地面积达国土面积的40%, 仅南方可利用草地就有0.2亿hm2, 相当于2.5个新西兰。据预测, 如果我国南方草地开发达到新西兰的一半水平, 将可获得600万个畜产品单位, 约合4800万t粮食, 相当于增加了0.07亿多hm2耕地[24], 这就保证了我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可大大减少我国对国际畜产食品市场的依赖性。当我国草地农业发展到较高水平时, 甚至会有富余的畜产食品用来出口, 从畜产食品贸易逆差国转变为顺差国。

4 结论与建议

我国猪肉、鸡肉、羊肉、牛肉、鲜牛奶5种畜产食品均存在极高的进口依赖性风险。其中, 猪肉的进口依赖性风险主要来自美国、德国、丹麦、西班牙和加拿大; 鸡肉的进口依赖性风险主要来自美国、巴西、阿根廷和波兰; 羊肉的进口依赖性风险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乌拉圭; 牛肉的进口依赖性风险主要来自乌拉圭、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和加拿大; 鲜牛奶的进口依赖性风险主要来自德国、法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上述风险均对我国的食物安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为降低我国畜产食品进口依赖性风险从而保障畜产食品供给安全, 进而保障食物安全, 不同时期长度应采取不同措施。从短期来看, 一方面我国应采取畜产食品进口市场多元化策略。即针对猪肉进口, 在稳定美国和德国进口的同时, 应加大从西班牙、丹麦、加拿大及其他产能相对过剩、进口依赖性较小的国家进口。针对鸡肉进口, 在稳定美国和巴西进口的同时, 应加大对阿根廷、智利和波兰等国家的进口。针对羊肉的进口, 在稳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口的同时, 应加大对乌拉圭等国家的进口。针对牛肉的进口, 在稳定澳大利亚进口的同时, 应加大从乌拉圭、新西兰、加拿大及阿根廷等国家的进口。针对鲜牛奶的进口, 在稳定德国进口的同时, 应加大从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及丹麦等国家的进口。另一方面我国应采取进口饲草料替代进口畜产食品的方式[4]。从长期来看, 我国应在确保“ 口粮安全” 的前提下, 调整农业结构, 大力发展草地农业, 减少对国际市场畜产食品的依赖性。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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